与此相反，供公权力机关使用、保障机关自身运行，也即目前实务中称之为机关事务管理，包括办公经费、办公场所、公务用车等的研究却寥寥无几，似乎成了公法学研究的空白领域。

五、代结语：反思处罚化的法治路径如果一项新制度出现大规模违法现象,那么我们要做的不仅是简单批评该项新制度违法,而应试图去通过法律解释或者制度构建以为其找寻合法化基础。李敏诉江苏省教育委员会教育管理行政处罚案中,针对被告作出的考试成绩作废并停考一年决定,法院认为,依据《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第37条,被告所作处罚种类已由行政法规设定,当属行政处罚无疑。

但从失信联合惩戒体系以观,资格限制类惩戒的逻辑是行政违法者因信用受损,不满足公法权利能力的获得条件而资格受限,即不配;资格罚则是藉由公法权利能力的剥夺或限制以制裁行政违法者,是为失权。资格罚即权利资格的剥夺与限制,作为对象的权利资格指向的是权利能力,其是以特殊权利能力为作用对象。在民法上,不配与失权是两个不同概念,尽管二者与权利能力休戚相关。当行政机关有根据证明,经营申请人不具备从事经营活动所必须的能力和信誉,而可拒绝发放许可证的行业包括律师业、医师业、典当业、拍卖业、保安业等。德国学者拉伦茨曾指出,人之成为人以及与此相适应而生的权利能力是由实定法规定的,背后是公权力在作用。

基于该标准,即便是失信联合惩戒体系下与行政处罚最为相似的惩戒措施,其绝大部分因欠缺制裁性而非行政处罚。失信联合惩戒即一处违法,处处受限,资格限制类惩戒中的处处受限指资格受限。大学原有规章制度与章程规定不一致的，自然应以生效的章程为准，但对于章程生效日期之前已经按照原有规章制度行为的将继续有效存续。

专门机构接到审查请求后，应当组织其办事机构等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初步的审查，以初步确定审查请求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以便决定是否进入下一程序。当时，教育部在其官方网站发布了《关于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高校章程核准稿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公告指出教育部章程核准委员会已经对这六所高校的章程进行了评议，限期接受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并附有各高校章程的核准稿。规范性文件生效实施后，若存在违反章程的情形，此时专门机构也可事后审查。赵玄，北京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与行政法学专业博士研究生。

同时，由于章程核准于国家或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受理来自高校的相关申诉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自当对章程给予应有的重视。结合17份章程来看，仅规定抽象审查方式的有4份，其中事前审查2份、事后审查2份。

按照《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规定，章程本应于大学设立之前提交于有关教育主管部门，其作为审批材料之一种，对此类大学章程的核准毫无疑问应理解为一种许可或确认，总之应归为行政法上行政行为之列。经初审的审查请求，被认为有进一步审查必要时，提交机构讨论决议，具体可由机构的议事规则来决定。因此，似可推定学校党委宜作为章程的解释权主体，92份教育部核准章程关于解释权主体的规定也印证了这一点。那么，大学章程达到何种程度或状态才能生效？按照《高等教育法》和《高等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大学章程须依法制定、报有司核准并公开发布方能生效。

基于此，本文将以大学章程实施为中心，着重探讨大学章程实施的形态和路径，兼谈大学章程的生效要件和大学章程实施的保障机制。其中，程序的启动要明确规定什么人或者组织在何时能够提起审查请求。目前，我国宪法的解释权归属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宪法是由全国人大制定和修改的，常委会作为全国人大的常设机关，深晓全国人大的立宪意图，故由其解释当属妥当。(二)大学章程的实施形态大学章程的实施形态是章程在大学实际运行中得以贯彻落实所呈现的具体途径。

在后章程时代，章程的制定工作将暂告一个段落，章程的实施将成为章程建设的工作重心。章程虽定，不合时宜者仍可及时修正。

一般而言，大学章程的空间效力及于大学章程所确定的校区范围，即大学章程在大学校区内产生效力。组织则指学校本身、举办者、各级党组织、校级各行政部门、校院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及分会、各院系所和研究中心、各群团组织、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理事会(董事会)、基金会、校友会、校办产业组织、校属各单位等。

接下来，提起解释的主体在遇到什么情形时才能行使权利呢？笔者认为，在以下四种情形下，有关组织或个人可以向章程解释权主体提起解释请求。作为国家985和211工程的大学章程尚且如此，国家整体大学章程对此规定不免令人生忧。由于章程的解释权主体大部分为制定主体，因而其作出的章程解释理应享有与章程等同的效力。囿于笔者自身能力，故借鉴法律的实施方式，结合大学章程的具体情况，着重从依章制规的抽象实施、依章治校的具体执行、依章而为的严格遵守和援章审查的有限适用四个方面来阐述一二。对于既有的高等学校而言，这一规定无形当中宣告了它们因无章程而办学的非法状态。三、大学章程的效力及其实施形态大学章程经依法制定、核准并公布始生效，章程生效之日为章程实施之日。

虽然17份章程不足全部样本章程的1/4，可谓是绝对的少数，但仔细研究这些规则可发现，它们基本上穷尽了可能的章程审查的类型和模式。学生享有受教育权及其平等权、知情权、自由结社权、建议权、参与管理权、异议和申诉权、获得学历和学位权、获得奖助权以及法定的其他权利。

其在章程中的表述模式为有权机构受理对违反本章程的管理行为、办学活动的举报和投诉。其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章程》规定的是学校党委会审议加校长签发模式。

三是作出书面解释并公布，对于应当解释的，党委会或其常委会应以一定的书面形式列明解释条款、具体含义并注明日期落款，同时通过适当方式在校内外公布，对于有明确提起者的，还应将书面解释送达相关组织或个人代表。一言以蔽之，后章程时代的大学治理为依章而行的治理，大学治理的过程就是章程实施的过程。

校长是大学的法定代表人，同时也是学校的行政负责人。下面将结合样本中的有关章程分别对章程审查的方式与模式进行分析说明，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章程监督机制现存的问题，进而尝试构建有关章程监督的应然形式。92份章程均由教育部法制办交付教育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大学之于章程，亦会习而惯之。

这一点在各个大学章程之中表现较为明显。4.援章审查所谓援章审查，系指大学之外的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及大学章程的申诉、诉讼时，可以参考章程的有关规定审查相关行为，并以此作出有关决定或判决。

就修改旧有校规校纪而言，章程的制定虽不免对既有校规校纪进行参照，但不得不说，与时俱进的章程难以呈现与它们完全一致的规定。与之相应的是，对于存在于校区范围之外的人或者事，大学章程并不绝对地不产生约束力。

具体而言，针对校级校规等抽象的规范性文件，制定或修改之后应交专门机构备案，并从形式上审查其合章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大学自身也具有一定的动力，积极性和主动性明显增强。

对于组织的管理行为或活动，在其正式决定实施前，也可咨询专门机构的意见，即设置事前审查，从而不致在仅有事后审查时陷于被动状态。一般而言，制定主体对文本进行的解释，其效力等同于文本本身。3.大学章程的对人效力大学章程的对人效力是指大学章程效力所及的对象范围，即能够对什么人、什么事产生效力。校党委书记或其他校党委成员以及重要的行政职能部门负责人一般会成为校务会议的组成人员，但在校长办公会中这些人员往往列席参加。

申言之，教育部对92份章程均进行了核准，在很大程度上就默许了各有关章程的相应规定，即肯定了这些大学章程均依法制定。四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即对于章程作出的解释可视为对章程的修改，严格来说果真如此还须经原章程核准机关核准。

唯有如此，大学章程的实施起点方有据可依。换言之，章程的时间效力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

对大学章程的解释而言，根据前文对大学章程制定程序的分析，学校党委或其常委会起到关键的审定章程核准稿的作用。[3]说明：教育部网站在公布第八批核准的9份章程中没有编号第91号的章程核准书，故本文仅基于92份章程进行分析。